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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洛阳名园记后

[宋代]:李格非

洛阳处天下之中,挟崤渑之阻,当秦陇之襟喉,而赵魏之走集,盖四方必争之地也。天下当无事则已,有事,则洛阳先受兵。予故尝曰:“洛阳之盛衰,天下治乱之候也。”

方唐贞观、开元之间,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,号千有余邸。及其乱离,继以五季之酷,其池塘竹树,兵车蹂践,废而为丘墟。高亭大榭,烟火焚燎,化而为灰烬,与唐俱灭而共亡,无馀处矣。予故尝曰:“园圃之废兴,洛阳盛衰之候也。”

且天下之治乱,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;洛阳之盛衰,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。则《名园记》之作,予岂徒然哉?

呜呼!公卿大夫方进于朝,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,而忘天下之治忽,欲退享此乐,得乎?唐之末路是已。(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:矣)


“书洛阳名园记后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,拥有崤山、渑池的险阻,算是秦川、陇地的咽喉,又是赵、魏争着向往的地方,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。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,一旦有战事,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。为此我曾说过:“洛阳的兴盛和衰败,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。”

正当唐太宗贞观、唐玄宗开元盛世时,公卿贵族、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,号称有一千多家。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,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,那些池塘、竹林、树木,被兵车践踏,变成一片废墟。高高的亭阁、宽大的楼台,被战火焚烧,化成灰烬,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,没有留下一处。我因此曾说:“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,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。”

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,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;洛阳的兴衰,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,那么《洛阳名园记》这作品,我难道是徒劳无益、白费笔墨的吗?

唉!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,放纵一己的私欲,为所欲为,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,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,能办得到吗?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!

注释

挟(xié):拥有。

崤(xiáo):崤山,在河南洛宁县西北。

渑(miǎn):渑池,古城名,在今河南渑池县西。崤山、渑池都在洛阳西边。

受兵:遭战争之苦。

开馆列第:营建公馆府邸。

五季:五代(指五代十国时期)。

候:征兆。

徒然:白白地。

进于朝:被朝廷提拔任用。

治忽:治世和乱世。

“书洛阳名园记后”鉴赏

题解

这是《洛阳名园记》一书的后记。

后记一般交代写作缘由和经过,很难有振聋发聩之语。而本文论证从洛阳的盛衰可以看出国家的治乱,洛阳园林的兴废可以看出洛阳的盛衰。一句话,洛阳园林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晴雨表,指出《洛阳名园记》不是白白写的,对朝廷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,表现了作者对衰微的国势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忧虑,简直是在敲警钟!作者是借唐讽宋,用意十分清楚。“唐之末路是矣”不就是一种警示吗?“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”,宋朝统治者当然不会理会一个进士的批评和忠告,衰微的国势已难以逆转。过了不久,北宋覆灭,洛阳沦陷,繁丽多姿的众多洛阳名园顿然变成废墟。

简析

全文从洛阳处天下的险要写起——洛阳居于中原,依仗崤、渑之险峻,是秦、陇、赵、魏问的要道,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因而强调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。第二层以唐朝贞观、开元之间高官贵族兴建千余所公卿名园的史实,论述“园圃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标志”,最后更进一步推论“园圃的兴废是天下治乱的标志”。  

李格非简介

宋代·李格非的简介

李格非

李格非(约1045~约1105年)北宋文学家。字文叔,山东济南历下人,女词人李清照父。李清照《上枢密韩公诗二首》诗序中称“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”,可知其父祖辈皆为“蚤有盛名,识量英伟”(《宋史·韩琦传》)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。幼时聪敏警俊,刻意于经学,著《礼记说》数十万言。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年)中进士,初任冀州(今河北冀县)司户参军、试学官,后为郓州(今山东东平)教授。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,郡守见他清贫,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,他断然谢绝,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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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王正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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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年者何?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?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?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?”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?大一统也。

公何以不言即位?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?公将平国而反之桓。曷为反之桓?桓幼而贵,隐长而卑。其为尊卑也微,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,诸大夫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焉而辞立,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;且如桓立,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,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,何以不宜立?立適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桓何以贵?母贵也。母贵,则子何以贵?子以母贵,母以子贵。


驳复仇议

唐代柳宗元

臣伏见天后时,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,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,卒能手刃父仇,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;且请“编之于令,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
臣闻礼之大本,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,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,其用则异,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,兹谓滥;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,兹谓僭;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,传于后代,趋义者不知所向,违害者不知所立,以是为典可乎?盖圣人之制,穷理以定赏罚,本情以正褒贬,统于一而已矣。

向使刺谳其诚伪,考正其曲直,原始而求其端,则刑礼之用,判然离矣。何者?若元庆之父,不陷于公罪,师韫之诛,独以其私怨,奋其吏气,虐于非辜,州牧不知罪,刑官不知问,上下蒙冒,吁号不闻;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,枕戈为得礼,处心积虑,以冲仇人之胸,介然自克,即死无憾,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,将谢之不暇,而又何诛焉?

其或元庆之父,不免于罪,师韫之诛,不愆于法,是非死于吏也,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?仇天子之法,而戕奉法之吏,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,所以正邦典,而又何旌焉?

且其议曰:“人必有子,子必有亲,亲亲相仇,其乱谁救?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,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;非谓抵罪触法,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,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,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,不亦甚哉!

《周礼》:“调人,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,令勿仇;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,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?《春秋公羊传》曰:“父不受诛,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,子复仇,此推刃之道,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,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,孝也;不爱死,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,服孝死义,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,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?议者反以为戮,黩刑坏礼,其不可以为典,明矣。
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,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

交趾怀古

清代曹雪芹

铜铸金镛振纪纲,声传海外播戎羌。

马援自是功劳大,铁笛无烦说子房。


臧僖伯谏观鱼

先秦左丘明

春,公将如棠观鱼者。臧僖伯谏曰:“凡物不足以讲大事,其材不足以备器用,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故讲事以度轨量,谓之‘轨’;取材以章物采,谓之‘物’。不轨不物,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,所以败也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,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,入而振旅,归而饮至,以数军实。昭文章,明贵贱,辨等列,顺少长,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,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,则君不射,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实,器用之资,皂隶之事,官司之守,非君所及也。”

公曰:“吾将略地焉。”遂往,陈鱼而观之。僖伯称疾不从。

书曰:“公矢鱼与棠。”非礼也,且言远地也。


北山移文

南北朝孔稚珪

钟山之英,草堂之灵,驰烟驿路,勒移山庭:

夫以耿介拔俗之标,萧洒出尘之想,度白雪以方洁,干青云而直上,吾方知之矣。

若其亭亭物表,皎皎霞外,芥千金而不眄,屣万乘其如脱,闻凤吹于洛浦,值薪歌于延濑,固亦有焉。

岂期终始参差,苍黄翻覆,泪翟子之悲,恸朱公之哭。乍回迹以心染,或先贞而后黩,何其谬哉!呜呼,尚生不存,仲氏既往,山阿寂寥,千载谁赏!

世有周子,隽俗之士,既文既博,亦玄亦史。然而学遁东鲁,习隐南郭,偶吹草堂,滥巾北岳。诱我松桂,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,乃缨情于好爵。

其始至也,将欲排巢父,拉许由,傲百氏,蔑王侯。风情张日,霜气横秋。或叹幽人长往,或怨王孙不游。谈空空于释部,覈玄玄于道流,务光何足比,涓子不能俦。

及其鸣驺入谷,鹤书赴陇,形驰魄散,志变神动。尔乃眉轩席次,袂耸筵上,焚芰制而裂荷衣,抗尘容而走俗状。风云凄其带愤,石泉咽而下怆,望林峦而有失,顾草木而如丧。

至其钮金章,绾墨绶,跨属城之雄,冠百里之首。张英风于海甸,驰妙誉于浙右。道帙长摈,法筵久埋。敲扑喧嚣犯其虑,牒诉倥偬装其怀。琴歌既断,酒赋无续,常绸缪于结课,每纷纶于折狱,笼张赵于往图,架卓鲁于前箓,希踪三辅豪,驰声九州牧。

使我高霞孤映,明月独举,青松落阴,白云谁侣?磵户摧绝无与归,石径荒凉徒延伫。至于还飙入幕,写雾出楹,蕙帐空兮夜鹤怨,山人去兮晓猨惊。昔闻投簪逸海岸,今见解兰缚尘缨。于是南岳献嘲,北陇腾笑,列壑争讥,攒峰竦诮。慨游子之我欺,悲无人以赴吊。

故其林惭无尽,涧愧不歇,秋桂遣风,春萝罢月。骋西山之逸议,驰东皋之素谒。

今又促装下邑,浪栧上京,虽情殷于魏阙,或假步于山扃。岂可使芳杜厚颜,薜荔蒙耻,碧岭再辱,丹崖重滓,尘游躅于蕙路,污渌池以洗耳。宜扃岫幌,掩云关,敛轻雾,藏鸣湍。截来辕于谷口,杜妄辔于郊端。于是丛条瞋胆,叠颖怒魄。或飞柯以折轮,乍低枝而扫迹。请回俗士驾,为君谢逋客。


桐叶封弟辨

唐代柳宗元

古之传者有言: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,曰:“以封汝。”周公入贺。王曰:“戏也。”周公曰:“天子不可戏。”乃封小弱弟于唐。

吾意不然。王之弟当封邪,周公宜以时言于王,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。不当封邪,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,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,其得为圣乎?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,必从而成之邪?设有不幸,王以桐叶戏妇寺,亦将举而从之乎?凡王者之德,在行之何若。设未得其当,虽十易之不为病;要于其当,不可使易也,而况以其戏乎!若戏而必行之,是周公教王遂过也。

吾意周公辅成王,宜以道,从容优乐,要归之大中而已,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。又不当束缚之,驰骤之,使若牛马然,急则败矣。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,况号为君臣者邪!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,非周公所宜用,故不可信。

或曰:封唐叔,史佚成之。


争臣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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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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